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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与教育之间:美国研究型大学兴起的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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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猛 | 在研究教育之间:美国研究大学兴起的本科学院问题

2018-05-29 15:58 来源:北京大学招生办 大学 /美国 /科学

原标题:李猛 | 在研究与教育之间:美国研究型大学兴起的本科学院问题

李猛

北京大学哲学系

【摘要】在内战后,随着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崛起,如何理解学院在大学教育中的角色成了紧迫的新问题。美国高等教育在改造德国模式创建美国大学的过程中,借助自由选课制等原则建立了研究生教育与本科教育在大学中的共存体制。这一体制虽然能有效地支持研究,但也对如何处理学者的专业化研究与本科教育提出了挑战。对“新教育“的批评,鞭策了大学第二轮改革中重建学院的努力,力图通过学院通识教育的探索,克服研究型大学中本科教育面临的困境。虽然这些改革尝试并没有获得遍及的成功,但研究型大学的缔造与学院的重建奠定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制度框架,基来源根基理与主要问题支配着二十世纪美国高等教育的进一步发展。

在研究与教育之间:美国研究型大学兴起的本科

一、 大学与专业化学术的时代

1851年,塔潘(Henry Philip Tappan, 1805—1881),一位热爱“旧世界”的纽约人,在拜候法国期间,与慕名已久的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 1805—1859)在凡尔赛共进了早餐。托克维尔刚刚因为《美国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一书出版,在美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在席间,托克维尔提到他对美国政治的一个不雅观察,即美国政治很少吸引到有杰出才华的人士担任官职;与之比拟,法国的文人则有更多的机会参与政治生活。在《美国的民主》中,托克维尔就曾表达过类似的看法。塔潘当面听到这一告诫,深受触动。在他看来,今晚东方心经马报资料,托克维尔触及到了这个年轻的民主国家“偶尔的不美之处”,这一制度的缺陷使这个国家深受民主煽动家之苦,要救治这一缺陷,就必需创立一批像巴黎大学这样伟大的学术机构,增加学者的数量,让他们共同工作、彼此支持,还有助于改良道德与社会的秩序。此后在拜候德意志期间,塔潘赞美普鲁士的大学堪称开明专制君主的“辉煌成就”,而美国在高等教育方面却连一所大学都没有。一个自由的民族要维续美利坚这样一个庞大的共和国,塔潘坚信,就要拥有不亚于普鲁士绝对君主一样的开明与力量,建立起像欧洲一样成熟的大学体制。回国后不久,塔潘就任密歇根大学校长,在这所大学中增设了许多研究机构,试图根据欧洲大学的模式改造这所学院,在美国教育界成为大力推广普鲁士教育模式的代表。1917年,在塔潘的教育实验过去半个多世纪后,德国社会学家韦伯在著名演讲“科学作为本分”中不雅观察到,“在许多重要的方面,德国的大学都正趋向美国化”,并且他还进一步预言,古老欧洲大学的“这一发展已是势不成挡”。美国高等教育转而成为欧洲大学在体制上效仿的对象,这一学术巨变是如何发生的呢?

在研究与教育之间:美国研究型大学兴起的本科

图为美国大小教育改革的先驱,塔潘(Henry Philip Tappan, 1805—1881)

美国社会学家希尔斯(Edward Shils, 1910—1995)提出了一个韦伯式的理论解释。从内战结束到一战结束期间,美国学术秩序发生的最大变革就是,大学压倒其他制度,成为发现和传播知识的学术中心。

学术秩序的这一革命性变革,当然首先是因为大学制度在专业化方面拥有巨大优势。随着现代学者像其他工人或工作者一样,逐渐与学术的“生产工具”相分离,需要大型实验室和图书馆的支持,而不能仅靠私人图书馆和设备进行科学研究。大学制度为专业化的学术提供了一种制度化的经营方式。并且对美国这座“荒凉的大陆”来说,大学的学术制度化得以将分散的业余学者聚集为一个更为紧密的“思想共同体”(intellectual communities)——学者按专业化学科组成院系(faculties),再由院系组成大学——从而使美国的学者也能做出与英国17—19世纪那些伟大的业余学者相提并论的学术成就。因此,大学的优势既表现在专业官僚化带来的资源、办理和组织上的有形优势,同时也意味着大学在培植学术共同体方面的无形优势。

尽管希尔斯指出了大学在新的学术秩序中具有的这些社会学优势,美国高等教育的大学化,作为美国高等教育史上最引人注目的一个现象,却不能仅从制度的角度解释。“美国现代大学的崛起”,是多种教育理念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内战开始的半个多世纪,那些重新塑造美国高等教育面貌的改革者,即所谓的“大学缔造者”(University Builders),在新兴的“大学”概念上寄托了相当差别的抱负——实用性的公共办事(practical public service)、参照德国模式建立的科学研究(research)与对博雅文化(liberal culture) 的倡导。这些差别的抱负在美国现代大学涌现的过程中先后起了差别的作用。如果说对功用(utility)的各种实际关注,始终影响着现代大学的制度架构,那么,“研究”则是大学体制真正的“精神”。